“扇里乾坤——罗彬戏曲扇面艺术展”近日将在武汉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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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要受知性的规约,将持久的“舞台”沉思化作画中风云;又为直觉性情打开窗口,让这种沉思具有赤诚的、坦率的美感,罗彬构建了一种个人化的叙事方式。他将水墨、草图、戏曲、历史传奇等往昔的各种母题熔铸在一起,成为复合的能量源泉,再以儿童般的笔墨运行来释放,生成蕴意构图。
水墨和戏曲都是典型的中国方式,但若简单的以水墨画戏曲,那么水墨是一种手段,戏曲成为对象,两者隔阂日趋增强,这种问题,在关良戏曲画的一些传承者笔下已凸显出来,不少人重新回到了“水墨戏曲插图”的尴尬之中。只有让水墨的方式变成戏曲的方式,让水墨性情与戏曲的性情具有可溶性,才能确认为一个重要的探索方向。在二者的同构过程中,罗彬在精英式的知性之上重建“民间”话语,既避免让艺术转入程序化的技术操作,又引入了一种务实的观照方式以及应有的赤诚心态。反过来,他以这样的方式丰富了中国水墨的内向型发展进程,让水墨去触及历史传奇和民间的心智。作者重新拥有了十七世纪欧洲画家那样的导演身份。但不同的是,十七世纪画家是在赋予绘画以戏剧性,而罗彬的水墨戏曲是让戏曲原型具有绘画性。
罗彬的画是艺术触及社会的一种新方式,历史和现实在他的笔下化作“江湖”。画中的“角色”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戏曲角色,而是具有一定身份象征的人物符号。如将他的《回荆州》与京剧画谱同题作品相比较,就会发现他的人物细节被大幅度的减省,留下了一个题材的基本要素。这一精简过程,其实就是超越戏曲表演模式,重构绘画方式的过程。在这种沉着的重构之中,他的目光一直在四处搜寻。作为一个民间美术、艺术人类学的学者,他对民间赋形方式的在意自在情理之中,但他真正做到了运用一种民间的视角去体察,从而使水墨的运行饱含着民间美术中的惬意和神秘。
罗彬的画起始于叙事,其目的不在叙事。他一面赋形,一面“作注”。这是“戏”的态度,遵循了艺术的个性和快乐原则,同时也确保了独立思考的视觉迹象化过程。道义和人情之间的是是非非难以尽说。他以情为本,赋予道义江湖以沉重的意义,用新的观念来思考那个曾经的社会世界,将之作为现实世界的镜子。